时隔四个多月，万众瞩目的中美领导人会晤即将在美国举行。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中国国家负责人相关负责人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边经济外交，始于一国政府认识到自己与潜在对手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不应止步于此。这仅仅是承认现实，而非轻易放弃，或执意使用一种行不通的手段。我们对华出口额仅占中国对美出口额的五分之一，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是输的一方。对美国政府而言，明智之举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长时间地从中国进口并储备商品。这虽不能绝对阻止冲突，但确实能抑制攻击行为，并延缓冲突的急剧升级。与此同时，1939年德国和苏联在各自入侵波兰期间，仍在交换具有军事用途的技术及石油产品。因此，应利用此次峰会向中国提供保证并予以激励，通过互利的商业纽带，让中国将其时间优势“出售”给美国。去年的元首峰会对特朗普政府以及两党内的对华鹰派来说，是一次残酷的觉醒，但它也带来了一条有价值的教训：任何程度的双边贸易威胁、或将中国排除出美国经济体系的做法，都不会让美国轻易赢得与中国的较量。正是这种情况，使得产业脱钩成为一场如此艰难的战斗：强劲的经济基本面推动了这些商业安排，而解除这些安排既缓慢又代价高昂。5月14日晚，特朗普出席中方为其举办的晚宴，并在晚宴上致辞。正如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所言：“中国对我们加征关税，我们又能损失什么。贸易和经济多元化对两国经济仍能带来可观的收益，如果中国被迫与华盛顿陷入针锋相对的冲突，其日益增强的地位也无法使其自身经济免受冲击。”。此外，大量使用出口禁令代价高昂，会引发报复，并最终促使竞争替代体系发展起来。几个世纪以来，在世界经济中受“升级式霸权”支配的弱势国家，一直通过谈判而非对抗来处理与更强大对手的关系。但当代双向外国直接投资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远比过去贵族之间的交换大得多。两届政府都曾试图通过扩大美国市场准入或其他补偿措施，激励建立替代性供应渠道，但均以失败告终。当然，中国存在不履行协议的可能。特朗普政府需要超越其零和思维，也应摒弃随后采取的阿谀奉承式的妥协和零敲碎打的交易。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最近发表公开信，抨击福特与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CATL）就其位于密歇根州的一家工厂达成许可协议；此外，国会对中方投资的广泛愤慨，使这一机遇被忽视。若要取得长期的战略成功，还需要对中国的战略目标以及中国的脆弱性进行更复杂的评估。由于这些失望情绪，加之安全环境日益敌对，中美跨境双边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较2016年峰值下降了90%。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布什政府曾成功吸引日本和德国在汽车及化工行业进行外国直接投资；本世纪前二十年，中国利用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直接投资发展了国内产业。无法保证恢复某种程度的经济相互依存就能阻止中国某天切断美国对关键商品的获取渠道，或某一天挑起军事冲突。事实上，北京方面倾向维持现状，对这种局势升级兴趣寥寥。自古以来，潜在的敌对双方就会进行一种“人质交换”——派遣贵族或王室成员前往对方的首都生活，并置身于风险之中。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在历届峰会和谈判中白白浪费时间，试图说服北京的同行增加对各类非战略物资的进口，而这些物资没有一样是中国最看重的。尽管不断有人试图利用苏联的依赖性，例如卡特总统曾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对其实施贸易禁运，但里根和老布什两位总统仍续签并扩大了这些协议。在美国国内或可靠的盟国替代来源出现之前，美国可以利用政府担保甚至直接采购，来建立战略储备。社记者 申宏 摄。在2025年10月中美领导人会晤中，华盛顿和北京方面达成了一项协议：美国暂时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部分放宽对关键材料出口的限制。幸运的是，鉴于华盛顿已经放弃了其作为世界经济领导者和保障者的地位，中国领导层如今认为时间站在自己一边。为成功而投资。2025年10月30日，中国国家负责人相关负责人在釜山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有些“人质”甚至被证明是很有用的使者，通过公共外交、情报收集，或两者兼而有之，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当然，全世界聚焦的还有另两场重大外交活动：APEC深圳峰会和G20迈阿密峰会。对于美国和中国而言，这种模式很可能依然成立，甚至可能比过去某些大国竞争时期持续得更久——这得益于太平洋的天然屏障、核威慑，以及美国在多个领域仍保持的技术领先优势。正如经济学家玛丽·洛夫利和克里斯汀·万所指出的那样，美国自中国直接进口的减少，仅仅导致供应链变得更加分散且不透明。这类交换是1960年代至2000年代初美国与欧洲、日本及韩国之间一系列经济协议的关键组成部分——当时后者相对于美国工业取得了工业竞争力方面的提升。随着中国在电池和电动汽车等领域的技术实力不断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给美国带来的净收益近年来也有所增加。这又会如何联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仅靠双边方式也无法单独建立美国的韧性——还需要国内和盟友的共同努力。在此过程中，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在其虚张声势被揭穿、暴露其掩盖的软弱之后，立即放弃了任何战略目标。华盛顿理应非常清楚这些风险：过去五年间，美国过度使用金融制裁，反而促使资金从美元体系流向中国主导的支付体系。尽管过去十年间，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一直在谴责中国进口和投资带来的威胁，但美国政府甚至未能将最敏感的行业与中国实现实质性的脱钩。但美国客机和大豆的出口既无法缓解当前的安全脆弱性，也无法改善美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在即将举行的中美峰会上，特朗普政府应采取不同的策略。在即将举行的中美领导人会晤上，美国政府应采取不同的经济关系处理方式，致力于增加关键战略物资的进口，并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文/亚当·普森】。编译此文，仅供读者批判性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站观点。当然，中美关系与华盛顿及其军事盟友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就中国而言，它有兴趣增加出口，以抵消国内需求持续疲软和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现任和前任官员可能会将这些努力合理化为一种“间接策略”，旨在让中国更加依赖美国商品，从而在未来谈判中获得筹码。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普森近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刊文，呼吁特朗普政府应放弃零和博弈，任何程度的双边贸易威胁、或将中国排除出美国经济体系的做法，都不会让美国轻易赢得与中国的较量；特朗普政府应采取不同的经济关系处理方式，致力于增加关键战略物资进口，并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甚至可以效仿中国在本世纪初引进外资、通过谈判实现技术转让的路径，来让美国经济实现增长。中国早已为稀土及相关产品的出口设定了相关条款，以遏制转售和囤积行为，其目的正是维持它所积累的筹码。中国在升级对抗方面占据对美国的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在任何威胁层面上，中国政府都有能力对美国造成比美国给中国更大的伤害。美国若能提供足够的商业利益，反而更有可能促使中国更自由地出口。美国需要时间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以及减少对其他来源同样高度集中的关键工业投入供应的依赖——并重建盟友体系，使这些替代来源切实可行。例如，为了缓解中方对稀土元素的限制——中国控制着80%至90%的稀土产量，美国在多次谈判中，已在关税、技术管制和签证政策方面做出了让步。从囤积物资开始。例如，在至关重要的制药领域，美国虽然从印度进口了大量仿制药，但印度生产这些药物所需的原料和组件却依赖于中国。纵观现代历史，支配战略竞争对手行为的那些动机，同样适用于当今的中美两国。历史表明，即便是看似势不两立的对手，也会继续进行贸易、投资，甚至相互合作。然而，尽管中国可能长期切断供应的风险确实存在，但这种担忧被夸大了。今年5月中旬，特朗普北京之行，中美双方明确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并为此保持沟通协商。要促使中国商业行为发生持久改变，并在长期内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与盟友的合作必不可少。第一步，是美国回归那种长期以来由“习惯了并非总能得偿所愿”的国家所奉行的经济外交形式。相反，特朗普政府应寻求一项更具雄心的协议，其中包括针对目前生产高度集中在中国（或其关键组件在中国生产以供应其他地区供应链）的关键商品，签订为期多年、大规模的采购协议。2025年10月中美领导人举行峰会，特朗普政府表现得信心满满，声称作为双边关系中的贸易逆差一方，美国对华握有主动权。更受关注的是台湾问题，中方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试图单方面与中国脱钩、并施压盟友提供替代供应的努力，都未能推进这些需求。华盛顿利用美国市场准入作为杠杆的最佳方式，依然是吸引外国投资流入，而非推动出口增长。然而，基本的激励机制——以及潜在的经济效益——依然存在。尽管两国之间存在高度不信任和战略竞争，但中美经济关系并不一定非要演变成零和博弈。这一观点很快被证明是荒谬的。因此，特朗普政府应将重点放在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上。但此次会晤——以及随后的任何会晤——都为华盛顿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争取时间来应对美国的迫切需求。作为交换，美国应允许中国进口更多美国仍具领先优势的某些热门技术。而最近，欧盟也开始利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来培育其国内电动汽车产业。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惩罚性关税和出口管制的出台，其途径有二：一是直接降低了对这类措施的需求，二是培育了在一体化中拥有经济利益的政治支持群体。即使在冷战时期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和美国也曾达成过一系列粮食协议，允许苏联进口美国的小麦、玉米和大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千方百计地进口能源、橡胶和其他关键物资，直到1941年华盛顿禁止与东京进行贸易时，其战争物资仍有高达40%来自美国。“人质交换”的现代经济形式，就是外国直接投资（FDI）。许多在21世纪初向中国投入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美国企业，因在利润汇回、扩大市场份额或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受到限制而感到沮丧。现在，它必须像过去80年里其他较弱强国对待它的方式：寻求双赢协议，以相对弱势的地位谨慎谈判，并有意识地利用现存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来构筑自身韧性。事实上，直到最近，中国——以及基本上所有其他国家——都是以这种方式看待与美国的经济互动的，这偶尔会让美国官员感到沮丧。那么在此基础上，9月的中美领导人会晤，又将在哪些议题上取得进一步进展。这样做不会阻碍国内或可靠盟友供应链的建立，正如美国切断与中国供应链的联系也未能促进其建立一样。但华盛顿无法通过关税威胁立即与中国“脱钩”，更遑论从中获取让步，这并不意味着就应放弃经济外交。是时候出售了。这样做并非开创新局。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十年里，法国与德国之间的贸易也基本保持稳定。全球凝神屏息地关注着这场重大外交活动。中国自身的经济和人口问题，使其更可能有兴趣维持相对和平，包括继续向美国出口和在美国投资。就目前而言，华盛顿最重要的优先事项应该是增加那些最终从中国采购的战略物资的短期库存。亚当·普森撰写这篇文章的根本目的是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希望特朗普政府抓住宝贵时机，从中国手里争取时间，来应对美国的迫切需求。这样的协议比许多反对者想象的更容易达成，也更具可持续性。中美关系、国际格局究竟如何变，万众期待。事实上，这种把促进出口放在优先位置的做法，让中国得以“挑拨”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关系——例如，通过政府主导的双边交易，时而增加波音客机相对于空客的销量，时而又反过来——从而削弱了华盛顿就应对经济胁迫而结成“统一阵线”的能力。更糟糕的是，在某些愚昧的尝试中，两届政府都试图通过剥夺手段来“自发”创造美国本土生产，试图利用关税和限制措施强迫美国企业放弃使用中国生产的投入品。当然，这应该仅是更广泛经济战略的一部分。尽管生产的中间环节如今可能在其他地方进行，但中国仍然是稀土、特种磁铁以及汽车和家电所需低端半导体的来源地。中国稀土出口销售的直接现金价值微乎其微，仅凭这一点，不足以构成令其放弃这一筹码的激励。在理想情况下，美国本应立即从其他地方获取这些物资，但特朗普政府——就像此前拜登政府一样——在这方面并未取得显著进展。领先企业通过在竞争对手国家设立据点，实现技术和管理实践的跨境转移。从统计数据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与创造薪资水平高于当地平均工资的就业岗位、增加当地研发支出，以及通过地域多元化降低供应波动性密切相关。纵观历史，即便是濒临战争边缘的对手，也曾成功地囤积物资并维持贸易往来。这与古代贵族的情况颇为相似，这种存在具有象征意义，因为这些企业往往与本国的精英阶层关系密切，且这种做法会使它们的投资面临风险。不过他对美国政府提出的务实建议，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是中国的机会。但大规模从中国进口、用有价值的出口商品换取关键物资储备，以及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进行“商业人质”交换，将赢得必要的时间和额外的经济资源，从而增强美国的韧性。美国已经重塑了经济版图。经贸、关税、供应链、AI，以及重大国际地缘政治问题等，都摆在相关议程中。因此，特朗普政府以及立场更为强硬的批评者应当认识到：为了更可靠地获得华盛顿目前找不到任何替代来源的中国商品，值得在出口管制上展现更大的灵活性，并在更广泛的商业关系中开放对美投资机会。正如我在《外交事务》杂志中所论述的，当一个国家依赖某出口国提供难以替代的投入品，却仍将贸易视为零和游戏时，就很容易在贸易战中败北。鉴于该协议将于今年11月到期，华盛顿可能会倾向于简单地续签协议条款。经济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即使在发生公开冲突时一方显然处于下风，其中仍存在抗衡与合作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