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专栏作者 饶金山 毛雅欣】。在一国迈向世界大国的历程中，如何处理实力积累与地位宣示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了其崛起姿态的面貌。此后，历任印度领导人延续了自视为世界主要大国的愿景。相比之下，21世纪以来，尤其是莫迪治下的印度显得志得意满，在各方面实力尚未成熟之前，就开始追求超乎其既有水平的超额影响力。这种姿态背后蕴含着更深厚的历史传承：既源于对古老文明的自豪感，也源于民族独立斗争中锻造的政治理念。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其实已具备可观的规模优势。与中美不同的是，印度在崛起过程中始终表现出更为高调的地位追求。路透社。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规模效应内生的巨大潜力已经吸引大量跨国资本。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尽管如此，在美国霸权主导单极秩序的背景下，中国为避免被视为潜在威胁和未来对手，而招致不必要的战略压力，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往往选择“闷声发大财”，以此将外部干扰降至最低，为发展经济、招商引资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美国得益于地理位置的屏障，将主要精力投入大陆整合、工业化和国内市场建设，甚至为了避免过早卷入欧洲大国竞争而开始追捧“门罗主义”战略。独立后不久，开国负责人尼赫鲁就宣称，“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美国在20世纪初也试图置身于欧洲战争之外，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在国会中鲜有支持。在崛起历程中，中美两国都优先考虑自身发展，同时避免过早表现全球存在感。在当时的市场导向型发展经济体中，鲜有国家能与中国在市场体量、劳动力规模和社会组织度等方面相媲美。改革开放后，中国采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卷入地缘政治竞争，也不愿意过度标榜自身实力。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也经历过类似处境。